在学术攀登的路上，我们常感到痛苦，细想之下，这往往源于一种执念。研究者须有格局——格局是人生冬日的暖阳，夏日的凉风，它不仅是心态，更是理论研究的视野，是探寻者的胸怀，是对新理论、新知识的理解与追求。格局决定着研究的走向。大格局者总能敏锐洞察本质，不为定势所困，能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为长远所思所谋。格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视角：立于山顶，可见远方美景；困于山下，则多见杂草遍野，令人不悦。因此，研究者视野必须开阔，唯有如此，研究之路才能处处是景，内心也才能充满力量。
语言研究者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唯有如此，理论研究才能成为一朵有根的花，在风雨中绽放，在时光里生香。正确的语言观是穿透学术云层的光，照亮研究之路，化为学术生命的灵魂与养分。
——骆小所
品名篇佳作，观世间百态，享人文情怀
文/彭建玲 周敏 杨锦 首席编审/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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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小所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修辞学家、教育家，尤其在艺术语言学、修辞学及语言美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是艺术语言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奠基人与主要倡导者。他的研究成果在语言学界、文艺学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
骆小所教授认为，语言观决定着语言研究的路径与取向，语言观的错误必然带来语言研究体系的错误。本文旨在系统梳理骆小所教授关于语言学学科危机的论述及其对语言学“再生”之路的思考，以期为重振语言学科活力、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话语体系提供参考。
一、骆小所教授对语言学危机的诊断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范式鼎盛，当代语言研究的局限逐渐暴露，语言学内部涌现出一股深刻的自我反思浪潮。语言研究陷入泛技术化与碎片化，与真实语言生活及社会文化实践脱节，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关于“语言学危机”的讨论。在这一跨文化学术反思语境中，骆小所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提出了语言研究的“再生”构想。他的思考并非简单追随西方理论或封闭描述本土现象，而是在“危机—反思—重建”的逻辑链条中，探寻一条既能继承现有语言学成果，又能扎根汉语实际与中国文化土壤的发展路径。
（一）语言观片面引发研究困境
20世纪80年代，骆小所教授在《论语言学的危机和“再生”》一文中明确指出，学界对“什么是语言”这一核心问题缺乏清晰统一的认知。当时通行定义多将语言视为“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的体系”或“人类交际工具”。骆小所教授认为，这些定义虽印记着语言学发展历程，从某一角度看是正确的，但从语言整体上看，却与现实语言明显脱节。
他指出，传统语言观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认为只有人类才拥有语言；第二，认为只有符合“语音—词汇—语法”体系的符号才是语言。骆小所教授指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语言既有语音的，也有非语音的（如体态语、手势语）；既有符合语法的，也有超越语法的。传统语言学仅关注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忽视了对人类自然语言的整体考察。这种片面语言观导致研究方向模糊，难以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体系，甚至可能引发文学观混乱。
（二）科学主义范式与语言本质的遮蔽
骆小所教授进一步剖析了语言学危机的深层根源。他指出，自索绪尔区分“语言”与“言语”，并将语言学任务界定为研究内部结构系统以来，语言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语言本质，陷入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理论窠臼，严重忽视了语言作为“人之存在”的本体性维度。
他认为，科学主义范式的根本症结在于将语言从文化生态、历史脉络和主体实践中剥离，将其对象化为静态、封闭、同质的符号系统。这一取向遗忘了语言首先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意义生成、文化交流与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
从语言与心理的关系视角，骆小所教授揭示了规范语言结构与人类感知经验之间的内在张力。合乎语法的语言虽能准确表征现实与思想，却往往对美感与情感进行“过滤”和“提纯”。面对流动的情感、朦胧的印象与瞬息的直觉，规范语言在表达上常显得力不从心。相反，那些在特定语境中突破语法常规的语言形式，以其表意的模糊性与无定性，保留了鲜活的语言美感。他指出，现代语言学研究过度执着于形式与规则的抽象推演，系统性忽视了语言的意义维度、情感内涵以及主体的意向性与创造力。
（三）西方理论移植与本土话语缺失
骆小所教授特别关注语言学危机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表现。他指出，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界长期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汉语自身的交际活力。汉语重意合而非形合，其许多独特现象在西方理论框架中得不到充分解释。例如，汉语“字”与“词”关系复杂，非简单“语素”概念可涵盖；句法关系常依靠语义与语境体现；韵律特征与语法、语义密切互动，形成独特的语言美学。
西方结构主义虽提升了汉语研究的精密性，却也割裂了汉语“文”与“言”的整体性，脱离实际交际场景。在中国语境下，危机叠加了西方理论移植与本土话语缺失的困境，导致“削足适履”。用印欧语系理论模型硬套汉语事实，使得汉语的意合机制、韵律美学等重要现象无法得到充分阐释与理论升华。长此以往，中国语言学易陷于“跟着说”而非“自己说”的学术依附状态，不仅限制自身发展，也在全球语言学对话中处于失语位置。他提出“重视‘文’的价值、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学术体系”，既是汉语教学的改进方向，也是语言学摆脱西方范式束缚、实现再生的重要思路。
二、语言学“再生”路径的建构
骆小所教授不止于批判，更致力于理论重建。其语言观的起点是回归语言的“人学”属性。他主张，语言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工具或形式系统，而是人最根本的特征，是“精神的家园”。语言与人的思想、情感、文化乃至存在方式浑然一体。因此，语言学不应是冰冷的“物理学”或“数学”，而应首先是充满温情的“人学”。这一立场推动语言学转向人文关怀：从关注客观结构，转向关注语言中人的主体性、意向性与意义；从追求普适规则，转向理解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语言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一）深层修辞理论的构建
在反思中，骆小所教授敏锐察觉到，中国修辞学研究多集中于辞格分类和表层技巧，这种静态研究忽视了驱动修辞行为的深层心理机制、社会文化因素和动态交际过程。他借鉴心理学、美学、文化语言学等理论，提出修辞不仅是语言形式问题，更是人类深层思维和情感的外化。
1988年，他在《修辞探究》中开创性地提出“表层修辞”与“深层修辞”概念。他认为，真正决定修辞效果和思想深度的是驱动形式选择的深层心理机制、审美原则和文化逻辑，即“深层修辞”。由此，他将研究视角延伸至深层修辞的系统探索，逐步构建了其理论体系。随后，《现代修辞学》及系列论文持续深化该研究，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表层与深层修辞的划分，体现了骆小所教授将语言视为由外显系统与内隐系统构成的生态整体。这使得修辞学从一门“技巧之学”上升为探讨人类表达行为背后心智规律与审美原则的“思维之学”，乃至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层修辞理论关注“逻辑偏离”所创造的审美意蕴，有力解释了传统框架难以充分解读的文学文本与鲜活语言现象，为语言学“再生”找到了关键突破口。
（二）艺术语言学：危机突破的理论与实践
如果说深层修辞理论为诊断语言学危机提供了关键分析框架，那么艺术语言学的创立，则标志着骆小所教授从理论批判走向体系建构的实践突破。在其“再生”蓝图中，艺术语言学不仅是关键领域，更是一个核心的学科再生方向，为克服既有危机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范例与方法启示。
1992年，《艺术语言学》出版，首次对“科学语言”与“艺术语言”进行科学界定。此后，《语言美学论稿》《艺术语言再探索》等著作相继问世，理论日益系统深化。2008年，《艺术语言：活的形态》一文将艺术语言研究提升至语言哲学高度，完成从“语言技巧”到“生命形式”的学术演进。
在骆小所教授的理论中，普通语言经由特定审美与情感驱动发生变异，转化为艺术语言。其核心命题在于：艺术性不是语言的附加装饰，而是其内在本质属性之一。他从发生学、功能、本体论三个层面严密论证：原始语言表达就带有情感宣泄与形象描绘特征；艺术语言是日常语言的强化与发展，满足更高层次的审美与意义探索需求；艺术性是语言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他强调，艺术语言研究能完善自然语言学体系，使语言学研究回归实际应用与审美价值，从而摆脱单纯依赖西方理论的困境。
结语
骆小所教授对语言学危机与“再生”之路的探索，系统揭示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范式局限与人文精神缺失的双重困境。他构建了一条以人文性和哲学性为内核、以生态语言观为框架、以本土化实践与跨学科融合为两翼的学科“再生”之路，使语言学摆脱冰冷工具理性的桎梏，重新回归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文化底蕴与人文价值。他的工作有效恢复了语言学作为社科基础学科的蓬勃生机与影响力，在当代语言学思想谱系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为世界语言学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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