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合肥“量子之城”又一家冲刺资本市场的量子科技企业，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仪量子）顶着“量子精密测量龙头”“高端科学仪器国产替代先锋”的光环，向科创板发起冲击。
然而，这场备受资本市场关注的IPO之旅，自2025年12月10日获上交所受理以来，便深陷技术独立性存疑、持续亏损商业化乏力、关联交易信披违规、研发投入合理性遭质疑、估值虚高偏离产业现实等多重争议漩涡。
上交所多轮审核问询直击核心痛点，市场舆论不断拆解其“量子科技”外衣下的真实业务底色，监管与市场的双重拷问，直指科创板硬科技企业上市审核的核心底线：量子科技概念能否成为亏损企业闯关的“护身符”？技术依赖高校转化、盈利遥遥无期、信披漏洞百出的企业，是否匹配科创板服务硬核科技、支持科技创新的定位？
量子概念加持，资本扎堆入局，上市前夕亏损仍在延续
国仪量子成立于2016年，脱胎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信息科研团队，主营业务聚焦高端科学仪器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覆盖量子信息技术与自旋共振系列、电子显微镜系列、气体吸附分析系列、随钻测量系列及物联网解决方案，下游客户以高校、科研院所及新能源、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领域龙头企业为主。
从股权结构来看，国仪量子的资本版图汇聚了高校国资、产业资本与知名创投。中科大通过全资子公司科大控股间接持股14.75%，为公司第一大外部股东；高瓴创投持股6.33%，科大讯飞、科大国创等安徽本土上市企业亦现身股东名单，天使投资方树华科技持股8.43%，一众资本扎堆加持，让公司早早贴上“量子科技独角兽”标签。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贺羽、荣星二人，二者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及控股平台间接合计控制公司34.87%表决权，且自2017年起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贺羽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荣星任董事，二人均为中科大杜江峰院士的学生，与中科大科研体系深度绑定。
财务数据层面，国仪量子呈现出“营收增长、持续亏损、现金流波动”的典型科创企业早期特征，也是其IPO争议的核心起点。根据招股书（上会稿）披露，2023年、2024年、2025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99亿元、5.01亿元、6.66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保持在30%以上，看似成长性亮眼。
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亏损1.69亿元、1.04亿元、1887.80万元，连续三年处于扣非净亏损状态，截至2025年末，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高达-3.60亿元，存在大额未弥补亏损。
更值得警惕的是，公司盈利稳定性极差，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直接“变脸”：当期实现营业收入5267.20万元，同比下滑2.99%；扣非净利润亏损7689.88万元，同比下滑幅度超60%，亏损幅度大幅扩大。现金流层面，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1.34亿元、-5023.76万元、1.18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再度转为-9935.93万元，现金流大幅波动，经营回款能力极不稳定。
从业务结构来看，国仪量子所谓的“量子科技”主业，并未成为营收核心支柱，反而沦为资本市场讲故事的“噱头”。
报告期内，公司电子显微镜系列产品贡献营收占比常年超过50%，是名副其实的“营收主力”，而市场关注度最高的量子信息技术与自旋共振系列产品，营收占比不足30%，且产品商业化落地进度缓慢，销量与营收规模远不及传统科学仪器。这一业务结构，直接引发市场对公司“挂量子头、卖传统仪器”的核心质疑，也让其科创板硬科技属性大打折扣。
顶着量子科技光环，却靠传统电子显微镜“养家糊口”，持续大额亏损却拟豪募11.69亿元，国仪量子的IPO计划，从一开始便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上交所问询函的层层深入，公司潜藏的技术、财务、信披、治理等多重风险，逐一暴露在市场面前。
技术独立性彻底失守，高校依赖难解，科创属性存关键短板
科创板对拟上市企业的核心要求之一，便是具备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然而，国仪量子的技术来源、研发体系、专利布局，均直指其技术独立性的致命缺陷，成为上交所问询的第一大焦点，也是市场质疑其科创属性的核心依据。
国仪量子从成立之初，便完全依附于中科大的科研成果转化，并非基于自主研发起家。招股书披露，2017年9月，中科大、杜江峰院士与国仪量子前身国仪有限签署《技术移交确认书》，将4项专利技术及1项专有技术完整移交至公司，成为公司创业初期的核心技术底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拥有境内专利481项，其中发明专利175项，而继受取得的专利多达27项，全部来自中科大早期技术出资与成果转化，核心量子相关技术均源于高校科研成果，并非公司原始创新。
上交所首轮问询便直接要求公司详细披露核心技术来源、与中科大的技术权属关系、是否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同时质疑公司“是否拥有持续发展的技术储备、自主研发和持续创新能力”。
尽管公司回复称，相关继受技术已获得中科大授权确认，不存在权属纠纷，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公司核心技术团队、底层技术逻辑、科研资源均深度绑定中科大，脱离高校支持后，自主创新能力无从谈起。
此外，技术依附的背后是研发人才的彻底“中科大化”。截至目前，公司研发团队共214人，占员工总数的31.24%，其中7人曾在中科大任职，47人拥有中科大学历背景，合计54名员工与中科大存在直接关联，占研发团队比例近30%。
公司核心管理层、技术骨干均出自中科大杜江峰院士团队，董事荣星、董事长贺羽均为杜江峰院士学生，科研体系、技术路线完全沿用高校团队成果，缺乏独立的人才培养与研发体系。
更关键的是，公司非全时研发人员占比持续攀升，2025年上半年占比高达78.13%。公司解释称，系研发人员参与生产、销售等支持性活动增加所致，但业内普遍认为，这一现象直接反映公司研发资源分散、核心研发人员精力不足，自主研发投入流于形式，难以支撑持续的技术创新。
同时，国仪量子在招股书中多次宣称，核心产品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唯一”水平，但上交所问询直接要求其披露相关表述的依据与权威性，市场亦对技术先进性提出强烈质疑。
首先是公司所谓的高端科学仪器，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海外采购，自主化率极低。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贸易商采购海外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的金额占比常年超过40%，电子显微镜、量子测量仪器的核心传感器、光学镜片、精密机械部件均依赖进口，并未实现真正的国产替代。一旦海外供应链受限，公司生产经营将直接陷入停滞，技术自主可控完全沦为空谈。
另一方面，公司量子相关技术仍处于实验室阶段，产业化落地遥遥无期。目前公司量子信息技术产品仅实现小批量销售，主要应用于高校实验室科研场景，无法实现工业化、规模化商用，与国际头部量子科技企业相比，技术迭代、产品化能力存在巨大差距，所谓的“量子科技龙头”，实则缺乏与之匹配的技术实力与产业落地能力。
从科创板审核规则来看，技术独立性、自主研发能力是判断企业科创属性的核心指标，国仪量子对中科大技术、人才的双重依赖，核心部件的海外依赖，直接触碰了科创板硬科技审核的红线，也让其科创属性的真实性，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商业化能力彻底拉胯，持续亏损无改观，持续经营能力存疑
当下，科创板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但核心前提是企业具备清晰的商业化路径、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未来盈利的可预期性。然而，国仪量子报告期内持续亏损、业务结构失衡、客户集中、毛利率异常、业绩季节性波动剧烈等问题，充分暴露其商业化能力的薄弱，持续经营能力遭到监管与市场的双重质疑。
尽管报告期内公司扣非净利润亏损从1.69亿元收窄至1887.80万元，但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公司依赖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非经常性损益粉饰业绩，并非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提升。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分别为2,686.30万元、3,510.67万元、4,582.68万元，一旦剔除政府补助，公司主营业务亏损幅度更大，盈利完全依赖外部补贴，自身造血能力缺失。
同时，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大幅下滑、亏损翻倍，直接打破了公司“亏损收窄、即将扭亏”的预期，也印证了其盈利根基的脆弱性。公司预计2026年实现整体盈利，但从一季度经营数据、传统业务增长乏力、量子业务商业化滞后的现状来看，这一盈利预测完全缺乏业绩支撑，沦为给资本市场画下的“大饼”。
国仪量子的营收结构，彻底戳破了其量子科技的光环。报告期内，公司电子显微镜系列产品作为传统科学仪器，常年贡献50%以上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公司唯一稳定的营收来源；而号称核心主业的量子信息技术与自旋共振系列产品，营收占比始终低于30%，且产品单价高、销量低、客户群体狭窄，仅局限于高校科研场景，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产业化进程几乎停滞。
更糟糕的是，公司另一核心业务随钻测量系列，报告期内营收逐年下滑，从2023年的5875.28万元降至2025年的3108.86万元，年均降幅超15%，业务持续萎缩。单一产品依赖、新兴业务无增量、传统业务下滑的三重压力下，公司营收增长完全依赖电子显微镜单一品类，业务结构极度失衡，经营风险高度集中。
下游客户结构的畸形，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报告期内，公司超过50%的客户为高校、科研院所，这类客户采购具有极强的计划性、季节性，且付款周期长、议价能力强。2023-2025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50%以上集中在第四季度确认，上半年营收占比不足35%，业绩季节性波动极其剧烈，生产、销售、研发计划均无法稳定推进。
同时，公司客户集中度虽未触及监管红线，但前五大客户变动频繁，复购率极低。高端科学仪器产品使用寿命长，高校、科研院所客户短期内复购意愿极低，公司需持续开拓新客户维持营收增长，销售成本居高不下。
应收账款层面，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4,302.49万元、19,834.67 万元、20,825.67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均持续上涨，应收账款规模逐年攀升，回款周期不断拉长，资金占用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的现金流压力。
而公司当下的持续亏损、业务失衡、回款乏力等问题交织让国仪量子的持续经营能力蒙上巨大阴影。科创板支持未盈利企业上市，并非支持“持续亏损、无商业化能力”的企业，国仪量子的经营现状，已然违背了科创板支持科技创新、助力企业产业化发展的初衷。
关联交易信披矛盾，关联方遗漏，治理合规性遭质疑
信息披露是科创板上市审核的核心，而关联交易、关联方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更是监管核查的重中之重。然而，国仪量子在招股书中，存在关联交易数据前后矛盾、关联方遗漏未披露、董事兼职信披违规等诸多问题，公司治理合规性、信披质量遭到严重质疑。
招股书披露，浙江大学系公司原持股5%以上股东杜江峰院士任职单位，构成公司关联方，报告期内公司与浙江大学存在持续的关联销售。
但在招股书不同章节中，针对浙江大学的关联销售金额出现明显矛盾。“关联交易”章节披露，2025年公司对浙江大学直接+间接关联销售金额合计1186.42万元；而“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章节显示，浙江大学为公司第三大客户，当期销售金额高达1846.63万元，二者差额高达660.21万元。
同一笔关联销售，招股书不同章节披露数据相差超600万元，却未给出任何合理解释，直接暴露公司信披工作的极度不严谨，也引发市场对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收入真实性、财务数据可信度的质疑。业内人士指出，关联交易数据矛盾，绝非简单的信披失误，大概率存在刻意隐瞒关联交易规模、调节营收数据的嫌疑。
公司董事孙国庆的对外兼职情况，存在明显的信披遗漏，进而导致关联方认定遗漏。根据招股书披露，孙国庆的对外兼职经历未完整披露，其实际兼任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晟道璟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而上述两家企业均由孙国庆关联方控制，根据科创板关联方认定规则，构成公司关联法人，但公司招股书未将其认定为关联方，也未披露相关兼职信息。
这一行为直接违反了《科创板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准则》，涉嫌关联方遗漏、信披违规，也让市场质疑公司是否存在更多未披露的关联方、关联交易，是否通过隐蔽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调节财务数据。
除浙江大学外，公司与中科大及其下属企业、科研院所存在大量日常关联交易，涵盖技术服务、采购、销售等多个环节。尽管公司宣称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但由于双方存在技术、人才、股权的多重绑定，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性始终无法自证。
监管层面亦重点问询，公司与中科大相关关联交易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而公司的回复并未完全消除监管与市场的疑虑。关联交易信披混乱、关联方遗漏，不仅反映出国仪量子内控治理、信披管理的重大缺陷，更触碰了科创板上市审核的信披红线。
研发“注水”费用率大幅下滑，募投项目可行性存疑
研发投入是科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研发费用的真实性、合理性，直接反映企业的创新能力。但国仪量子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率大幅下滑、研发费用归集存疑、研发成果转化率极低，引发市场对其研发投入“注水”、创新能力虚化的质疑。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13,077.22万元、11,599.82万元、11,083.29万元，研发费用率却从2023年的32.72%大幅下滑至2025年的16.64%，研发投入力度持续减弱。
公司解释称，研发费用率下滑系营收规模快速增长所致，但营收增长的同时，公司研发投入增速远低于营收增速，且核心量子技术研发投入占比持续下降，更多研发资源投向传统电子显微镜产品的优化升级，并非前沿量子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的“科技含量”大打折扣。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实施多次股权激励，累计确认股份支付费用高达数亿元，其中部分股份支付费用计入研发费用，导致研发费用归集合理性存疑。同时，公司研发人员薪酬、设备折旧、物料消耗等费用归集，未明确区分研发活动与生产经营活动，非研发相关费用混入研发投入，存在研发费用“注水”的嫌疑。
此外，公司核心研发人员人均薪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研发投入更多流向费用化支出，而非核心技术研发、专利布局、产品产业化，研发投入的有效性极低。
报告期内，公司虽累计获得数百项专利，但绝大部分为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占比不足40%，且核心量子技术专利产业化转化率不足10%。大量研发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无法转化为市场化产品，研发投入与产业化产出严重脱节，形成“重研发、轻转化”的恶性循环。
对比同行业企业，国仪量子研发投入规模、专利质量、成果转化率均处于行业下游，所谓的“研发驱动”，实则沦为迎合科创板审核、包装科创属性的表面功夫，并未真正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经营业绩。
此外，国仪量子本次IPO拟公开发行不低于10%的股份，募集资金11.69亿元，分别投向高端科学仪器产业化项目、量子技术发展研究院建设项目、应用中心网络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对应发行后估值高达116.9亿元。这一募投计划与估值水平，引发市场对募投项目可行性、估值合理性、资本套现的强烈质疑。
公司拟投入5.23亿元用于高端科学仪器产业化项目，占总募资额的44.75%，计划扩大电子显微镜、量子测量仪器的产能。但从现有经营数据来看，公司现有设备产销率虽维持在80%-95%，但核心产品市场需求增长乏力，随钻测量业务持续萎缩，量子产品商业化滞后，新增产能完全缺乏对应的市场需求支撑，产能消化风险极大。
同时，量子技术发展研究院建设项目拟投入3.86亿元，主要用于前沿量子技术研发，但公司现有研发成果转化率极低，新增研发投入仍将面临“无法产业化”的困境，募投项目的经济效益、投资回收期均无法合理预测，项目可行性严重不足。
按照11.69亿元募资、10%发行股份计算，公司投后估值达116.9亿元。但从财务数据来看，公司2025年营收仅6.66亿元，持续亏损未盈利，估值远超营收规模的17倍；对比同行业已上市的量子科技、科学仪器企业，国仪量子估值水平高出行业平均水平3-5倍，完全脱离公司经营现状、行业发展阶段，估值泡沫化极其明显。
业内分析师指出，国仪量子的百亿估值，完全是依托量子科技概念炒作而来，并未考虑公司持续亏损、技术依赖、商业化乏力等核心风险，估值严重虚高，上市后极易出现股价破发、估值回归，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报告期内，国仪量子历经多轮融资，高瓴创投、科大讯飞、地方国资等一众资本扎堆入局，持股比例较高。对于这类财务投资机构而言，IPO退出是其核心诉求，公司急于在亏损状态下冲刺科创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投资机构的套现需求，而非自身经营发展、产业化升级的需要。
同时，公司实控人通过间接持股控制公司，上市后股权流动性提升，叠加百亿高估值，资本套现的意图不言而喻。科创板支持科技创新企业融资，并非为资本套现提供“绿色通道”，国仪量子的高估值、募投项目虚化，无疑违背了科创板的设立初衷。
目前，国仪量子科创板IPO的多重争议是科技概念包装与产业现实、资本诉求与科创定位、短期融资与长期发展的矛盾碰撞。顶着量子科技的光环却缺乏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怀揣上市融资的诉求，却无法实现稳定盈利；依托高校资源起步难以建立独立的创新体系，这是国仪量子面临的核心困境，也是众多拟上市科创企业的缩影。
科创板的核心使命是支持真正具备硬科技实力、拥有持续创新能力、具备商业化前景的企业发展，而非为概念炒作、资本套现提供舞台。国仪量子而言这场量子光环下的IPO迷局、无疑给整个科创行业敲响警钟，随着科创板审核规则的不断完善、监管核查力度的持续加码，唯有专注技术研发、实现产业化落地、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科创企业，才能在资本市场行稳致远，而国仪量子的IPO之路，《新财闻》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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