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银行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我国中小银行发展难题的一个缩影。
来源丨华博观察
编辑丨何慧芳
8月中旬，一则人事任命消息为沉寂已久的德州银行注入了“新动态”——莱商银行党委副书记亓金波跨界出任德州银行党委书记。按照城商行惯例，党委书记通常兼任董事长，这意味着长达两年的“董事长空窗期”或将落幕。但在这则看似“补位”的人事变动背后，德州银行暴露的治理漏洞、业绩颓势与风险隐忧，绝非一次人事调整就能轻易化解，其未来发展仍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
回溯德州银行的“权力真空”，本质上是一场持续两年的治理失序。2023年底，原董事长牛洪春卸任，按照《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然而，时任行长赵鸣翠的“临时代职”却硬生生延长至近20个月，远超监管红线。直到2024年11月，监管部门才出手处以50万元罚款，这一“迟到的处罚”不仅暴露了监管介入的滞后性，更折射出德州银行内部制度执行的全面失效。
更值得玩味的是，赵鸣翠并非行业新人——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齐鲁银行支行行长的她，本应深谙银行业监管规则。但即便如此，她仍陷入“超期代职”的尴尬境地，背后反映的是德州银行人才梯队建设的严重断层。一家成立近20年的城商行，竟无法在两年内选出合规的董事长人选，要么是内部无合格候选人，要么是股东与管理层博弈陷入僵局，无论哪种情况，都足以说明其治理架构已脆弱到难以支撑正常经营的程度。
如果说治理失序是“内部隐患”，那业绩崩塌则是摆在台面上的“生存危机”。2024年年报数据显示，德州银行营收13.29亿元，同比微降1.25%；净利润1.24亿元，同比腰斩超50%。这一成绩在山东省14家城商行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规模更小的枣庄银行。更刺眼的是，在省内其余13家城商行（包括枣庄银行）均实现营收、净利润双增长的背景下，德州银行成为唯一“双降”的机构，其经营能力已落后于区域同行平均水平。
深入拆解业绩数据，不难发现德州银行的盈利困境源于资产质量的“断崖式恶化”。2024年，该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4.36亿元，较2023年激增88.74%——这意味着每赚1元利润，就要先计提近4元的资产损失，盈利空间被不良资产大幅吞噬。更令人不安的是，2024年年报中，德州银行刻意隐去了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等关键风险指标，仅2023年的数据显示，其不良率2.44%、拨备覆盖率130.51%，均显著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2023年商业银行不良率1.62%、拨备覆盖率205.85%）。刻意隐瞒核心风险数据的行为，难免让人怀疑其2024年资产质量已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突破风险警戒线。
从资产结构来看，德州银行的风险敞口高度集中，进一步放大了经营压力。贷款投放上，该行将大量资金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与农林牧渔业，这三大行业的不良贷款占比合计超74%。而这一投放结构，与德州市的产业特点深度绑定——作为山东装备制造业基地，德州的制造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受经济增速放缓与产业转型影响，这些企业近年来经营压力陡增，还款能力下降，直接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攀升。更棘手的是，德州银行的业务区域高度局限于德州市域，2024年德州市GDP仅4047.73亿元，在山东16市中排名第10，有限的区域经济规模难以支撑银行的资产扩张，也让其无法通过跨区域布局分散风险。
负债端的“短板”则进一步限制了德州银行的发展空间。尽管该行存款总额达745.16亿元，占总负债比例超94%，看似存款基础稳固，但同业市场的认可度却暴露了其真实信用水平。2024年，德州银行计划发行98亿元同业存单，最终仅发行5期共10亿元，完成率不足11%。同业存单作为银行重要的短期融资工具，其发行情况直接反映市场信心——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行为，不仅意味着德州银行融资成本将被迫上升，更暗示其流动性管理可能面临潜在压力。
在这样的困局下，新任党委书记亓金波的到来，本应被寄予“破局”的期待，但从其履历来看，这份期待更像是一种奢望。公开信息显示，亓金波在莱商银行任职期间，主要负责党务工作，既无商业银行一线经营管理经验，也无风险管控、资产处置等核心业务履历，甚至在山东金融业内，暂无其担任金融机构法定代表人的记录。对于一家亟需解决资产质量问题、重塑盈利模式的城商行而言，一位缺乏业务经验的掌舵者，能否准确判断市场风险、制定有效的经营策略，显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或许有人会提及，莱商银行是德州银行第三大股东（持股8.53%），且已委派董事会秘书兼任德州银行董事，亓金波的任职可能有助于股东方与管理层的协同。但这种“股东派任”的逻辑，恰恰忽略了银行经营的专业性——党务工作能力与银行管理能力并非同一维度的素质，股东背景或许能为其提供资源支持，但无法替代实际业务经验。市场对其专业性的质疑，不仅可能影响投资者信心，更可能导致内部业务团队对新管理层的信任不足，进一步加剧经营动荡。
对于亓金波而言，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稳定局面，但这绝非易事。首先，需尽快完成董事长任职的合规程序，结束“代职”状态，组建稳定的领导班子——长期的人事动荡已让员工士气低落，若新管理层无法快速建立权威，内部凝聚力将进一步涣散。其次，必须正视并解决治理漏洞，尤其是风险管控体系的重构——此前“超期代职”被罚已暴露制度执行的薄弱，若不能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未来仍可能出现监管违规风险。最后，资产质量的处置迫在眉睫，如何通过清收、核销、重组等方式降低不良贷款率，同时优化贷款投放结构，避免风险进一步集中，将是考验其能力的关键。
但从现实来看，这些任务的难度远超想象。一方面，德州银行的不良资产集中于制造业等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的行业，短期内难以通过市场环境改善实现自然化解；另一方面，区域经济规模的限制与同业竞争的加剧，让其难以快速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更重要的是，亓金波缺乏业务经验的短板，可能导致其在制定战略时难以精准把握市场趋势，甚至可能在风险决策中出现误判。
德州银行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我国中小银行发展难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互联网金融冲击与经济结构调整，区域性城商行普遍面临客户基础薄弱、风险管控能力不足、盈利模式单一等问题。但德州银行的特殊性在于，它将这些问题以更极端的方式暴露出来——从治理失序到业绩崩塌，从风险集中到人才断层，每一个环节都折射出其经营管理的全面失守。
此次人事调整，或许能为德州银行带来短暂的“稳定信号”，但要真正走出困局，仅靠一次“补位”远远不够。未来，若不能在治理架构、风险管控、业务转型与人才建设上实现根本性突破，德州银行可能会在区域竞争中进一步掉队，甚至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德州银行的案例也敲响了警钟——如何加强对中小银行的日常监管，避免“监管滞后”导致风险累积，如何引导中小银行找准区域定位、提升专业能力，仍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总之，亓金波的上任，只是德州银行走出困局的“第一步”，但这一步能否走稳、走对，目前尚无答案。对于这家深陷泥潭的城商行而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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