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获批的消息引发京津冀各城市的密切关注。作为全国首部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都市圈规划，它的每一个圈层划定都牵动着沿线城市的命运。
这份规划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构建“一核两翼、双城多点、双廊多圈”的空间格局，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多层嵌套的圈层结构——通勤圈（100公里以内）、功能圈（150公里左右）、产业协同圈（200公里以外）。
在这份规划中，有人欢喜有人忧。一些城市如保定中心城区从长期被忽视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京津雄创新三角”的重要一极；而曾被视为稳固铁三角“京津唐”中的唐山，曾与北京一同举办冬奥会的张家口均与此圈无关；在北京正南80公里的霸州市，尽管地理位置优越，却同时被排除在通勤圈和功能圈之外，成为此次规划中最失落的城市。
圈层逻辑：打破距离迷思的三大圈层
过去人们习惯用“一小时通勤圈”定义都市圈范围，但首都都市圈的特殊性在于拥有两个直辖市，其空间范围划定必须考虑首都功能优化、非首都功能疏解以及区域协同发展的多重使命。
通勤圈以半径约100公里范围内为基础，综合考虑现状跨界通勤率及综合交通1小时可达，包括北京市全域和环京12个区县，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这个圈层强调的是“职住协同”，即能住人、能通勤、能过日子。
其划定要“综合考虑现状跨界通勤率”。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已经形成高频双向流动的区域，才能真正进入通勤圈。涿州、涞水、高碑店等被纳入通勤圈的县市，年输送进京旅客近1000万人次，已经形成实质性的通勤联系。
在河北方面，纳入通勤圈的包括怀来县、涞水县、涿州市、高碑店市、固安县、永清县、廊坊市区、香河县、大厂县、三河市，但与北京同距离（100公里范围）的涿鹿县、易县、霸州市没有被纳入；天津方面仅武清区入选，同距离的宝坻区、蓟州区却没有被纳入。
功能圈以半径约150公里为基础，强调疏解提升，能承接功能、能分担压力、能形成合力，是首都都市圈发展的核心区域和规划实体范围，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这个圈层的关键词是“疏解承接”，即能承接功能、能分担压力、能形成合力。
功能圈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雄安新区以及廊坊市、保定市、张家口市的部分区县。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全域被纳入功能圈，而河北方面则是有选择性地纳入，同距离（150公里范围）的张家口市区、赤城县、丰宁县、蔚县、涞源县、滦平县、兴隆县、遵化市、玉田县、唐山市区、霸州市、文安县、大城县、任丘市、高阳县、青县等未被纳入。
产业协同圈以半径约200公里为基础，强化分工协作，辐射整个京津冀城市群。这个圈层强调的是“产业链协同”，即能产业配套、能创新协同、能优势互补。
这种划分方式打破了“距离唯一论”，转而采用“功能匹配论”，也就是距离近不一定被圈中，距离远不一定被排除。
谁被圈中：三个圈层的精挑细选
在通勤圈范围内，河北的涿鹿县、易县、霸州市，天津的宝坻区、蓟州区虽然与北京的距离都在100公里以内，却未能入选。这意味着，地理距离不再是通行证，功能联系才是硬道理。规划明确提出，通勤圈的划定要“综合考虑现状跨界通勤率”。换言之，只有那些已经形成高频双向流动的区域，才能真正进入通勤圈。
在功能圈层面，河北的定兴县、保定市区、雄安新区入选，而与北京同等距离（150公里范围内）的张家口市区、赤城县、丰宁县、蔚县、涞源县、滦平县、承德市区、兴隆县、遵化市、玉田县、唐山市区、霸州市、文安县、大城县、任丘市、高阳县、青县等地则未被纳入。
最引人注目的是，天津全域被纳入功能圈，这体现了“高质量谱写京津‘双城记’”的战略考量。北京、天津要进一步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引擎作用，天津滨海新区将与河北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联动发展。
功能优先：从“画圈”到“强心”的规划思维
首都都市圈规划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的“同心圆”思维，转而采用“功能圈层”的划分逻辑。正如规划所强调的，首都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不局限于通常的1小时通勤范围”，而是基于首都的特殊性和“四个中心”强大的辐射带动能力。这意味着，规划的核心不是“画圈”，而是“强心”，即通过优化功能布局，培育区域增长极。
这种思维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培育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规划明确提出在首都都市圈核心区域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依托京津、京雄走廊发展新质生产力。保定中心城区因此被提升到与雄安新区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
其二，坚持“点、线、面”结合。规划将省际毗邻地区作为突破点，将创新和产业作为“协同线”，将生态、公共服务等领域作为覆盖面。这种多维度的协同逻辑，打破了单纯按距离画圈的局限性。
其三，注重“多规合一”。规划将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文化旅游、安全韧性等重点领域统筹在一张空间底图上。这意味着功能圈层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要素流动动态调整的。
正如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所说，规划推动空间发展形式从传统的点轴发展驱动转向网络联动、圈层驱动，产生区域的乘数效应。
圈层未来：从规划图到实景图的跨越
规划提出了三个阶段建设目标：到2030年，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构架基本形成；到2050年，全面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一流都市圈。
从近期看，通勤圈将率先突破。京津跨城日均出行量已达22.5万人次，未来将进一步完善联通京津的立体交通网，加开津兴城际、京滨城际车次，提质扩容改造天津南站、武清站。河北将织密立体交通网，完善多层次轨道交通服务。
从中期看，功能圈将形成疏解承接合力。北京平原新城（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将成为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疏解、服务通勤圈人口跨界通勤的重要载体。雄安新区将全力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从长期看，产业协同圈将构建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格局。京津已共建9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将依托京津走廊在生物制造、智能装备等领域组织联合攻关。河北将依托“两廊四带”产业协同创新格局，与京津共建世界级机场群、港口群。
深度解析：保定为何成最大赢家？
霸州缘何最失落？
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的圈层划定中，保定中心城区与霸州市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一个从长期被忽视的边缘角色跃升为“京津雄创新三角”的重要一极，一个尽管地处北京正南80公里的黄金区位，却同时被排除在通勤圈和功能圈之外。
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本文将从政策逻辑、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等维度，对两座城市的命运进行深度剖析。
保定的三重跃迁：从“地理腹地”到“功能要地”
保定中心城区在此次规划中的战略跃升，绝非一日之功。规划明确提出推动“雄安新区与保定中心城区联动发展”，将其纳入“京津雄创新三角”的核心架构，全文提及“保定”20余次，“雄保”“保雄”共7次。
这种定位的背后，是保定多年积累的实力与清晰的发展路径。
第一重跃迁：从“服务雄安”到“联动共生”
2017年雄安新区设立之初，保定市区的角色更多被定义为“服务保障”，即为雄安建设提供建材、物流等支撑。彼时的容易线、安大线两条建材通道，承载的是拉建材、送物资的卡车，为雄安建设注入“保定力量”。
但到2025年，这种关系已发生质变。保定与雄安共建“车路云一体化”测试基地，长城汽车专为雄安智慧城市场景定制的车型实现批量交付，“雄安研发、保定转化”的协同机制让技术转化效率提升30%。从“单点接触”到“生态共建”，保定与雄安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协同生态。
这种跃迁的量化指标清晰可见：2025年保定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07.69亿元，位居全省前列；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培育科创企业700多家，技术合同成交额从14.8亿跃升至422.7亿，增长27倍。
第二重跃迁：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赋能”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早期，保定更多是被动承接北京疏解的溢出效应。但到“十四五”收官之际，保定已形成主动赋能的态势。
最典型的案例是国际医疗基地建设。2020年保定市委谋划启动这一“一号工程”时，外界或许只将其视为承接北京医疗资源疏解的常规动作。但到2025年9月，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广安门医院保定医院新院区投入运营后，情况发生了质变——北京儿童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专业科室及人员“整体下沉”保定，保定以外的患儿占比超过80%；广安门医院累计派驻专家超120人，53名核心专科专家长期驻点。
这种“北京专家、保定服务”“北京看病，保定康复”的同质化模式，带来的是就医流向的逆转：京津来保就医人次从2021年的0.8万激增至2025年的173.1万，增长215倍；市域外来保就医人次从52.4万增长到503.2万，增长8.6倍。国务院对保定建设国际医疗基地、打造北京医疗资源疏解“微中心”的做法予以通报表扬，这是4年来第10次获得国务院通报表扬。
第三重跃迁：从“产业大市”到“制造强市”
保定制造业的底蕴是支撑其战略跃升的根本。2025年，保定全市GDP已跨越5000亿台阶。其GDP早在2024年就已经时隔21年重返全省第三。但更具说服力的是质量指标，据《保定日报》报道，保定市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达90.13，连续11年位居全省第一，并首次由“中等竞争力”跃升至“较强竞争力”发展阶段；R&D经费投入强度3.2%，多年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是全省唯一超过3.0%的城市。
保定拥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两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电力装备领域，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变压器应用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变电站；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长城汽车新能源产量占全省比重超过50%，“十四五”期间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51.85万辆，是“十三五”的5.1倍；在数据产业领域，保定获批国家数据标注基地，成为京津冀区域唯一试点城市。
这些产业基础使保定能够在“京津雄创新三角”中承担“转化制造”的核心功能，与北京的研发创新、雄安的场景应用形成完整闭环。
霸州的空心化困局：交通枢纽为何沦为“圈外之地”？
与保定的意气风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霸州市的失落。霸州距离北京约80公里，完全处于通勤圈的半径范围内，却既未被纳入通勤圈，也未被纳入功能圈。在规划的功能区分布图上，霸州恰恰处于“被跳过”的位置——就像一个凹进去的造型。
这种“空心化”处境折射出残酷的现实：仅有地理位置远远不够。
霸州曾是河北省交通区位最好的县级市之一。1996年京九铁路修建完成时，霸州被赋予铁路枢纽地位。2015年津保铁路修成后，霸州更是处于京九与津保的交汇点，理论上具备成为冀中区域交通枢纽的条件。
但现实是，霸州的铁路枢纽地位被逐步“虚化”。京九高铁与津保铁路的规划中，霸州原本可以形成三站格局——津保线的霸州西站、京九铁路与高铁的霸州站、津保天津方向连接京九的预留站霸州南站。但最终这些规划未能形成真正的枢纽效应，霸州的铁路枢纽功能被弱化。
与此同时，雄安新区的设立彻底重塑了冀中区域的交通格局。雄安站承接了原本可能属于霸州的京九—津保枢纽功能，雄忻高铁、石雄铁路的建设使雄安成为联络整个华北的重要节点。霸州的交通区位优势被相对稀释。
霸州的困境不仅在于交通枢纽地位的相对下降，更在于功能定位上的“悬空”。
在京津雄创新三角的构建中，霸州未能找到自己的独特定位。它既不像保定那样拥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扎实的产业基础，也不像雄安新区那样承担国家战略使命，更不像廊坊市区那样依托“北京—天津”轴向发展。在“研发—转化—生产”的创新链条上，霸州的位置相对模糊。
这种“悬空”状态在数据上也有体现。2024年保定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百亿元，而霸州缺乏类似的量化数据支撑。保定拥有两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8个超千亿优势产业、19所高校28万名在校大学生，而霸州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
2019年，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科技部主任王强曾指出，从圈层理论来看，交通条件特别是通行时间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河北霸州区域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可期的。当时专家建议，如果从公共服务等领域进行系统化改善，霸州未来在都市圈中小城市中的生活幸福感甚至可能高于中心城市。
但6年过去，霸州未能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当保定在“服务雄安”中主动作为、在“对接京津”中积蓄动能时，霸州的发展相对滞后。2015年津保铁路修成后的十年，恰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加速推进的十年，也是城市格局重塑的关键十年。霸州在这一轮格局重塑中，未能形成自身的功能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深层逻辑：功能价值决定城市命运
保定中心城区与霸州的命运对比，揭示了首都都市圈划定的深层逻辑，即真正被圈中的，不是那些靠得最近的城市，而是那些能够承担独特功能的节点。
霸州的失落，本质上是地理红利时代的终结。在早期城市化阶段，只要靠近中心城市就能享受溢出效应。但在都市圈时代，仅有地理位置远远不够，城市需要培育自身的功能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保定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从“参与者”到“核心功能节点”的跃迁，靠的是在生命健康、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持续投入和积累。2021年保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十四五”“新颜值”已化作城市肌理：城中村蝶变新生，环城水系碧波环抱，470座公园星罗棋布。这种久久为功的积累，使保定在国家战略落地时能够迅速承接、主动赋能。
对霸州而言，这次落选更像一剂清醒针。霸州的困境也折射出环京区域城市发展的普遍挑战。首都都市圈的划定，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现代都市圈的发展，不再是简单的“摊大饼”，而是“点穴式”的功能培育。规划是动态调整的，随着首都都市圈建设的推进，圈层范围也可能优化。霸州能否在下一轮调整中实现逆袭，取决于未来几年能否培育出独特的功能价值。
城市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它在哪里，更取决于它能做什么。这也许是这份规划给京津冀所有城市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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