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的社保困局，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来源丨华博观察
编辑丨何慧芳
2025年，外卖行业掀起的社保浪潮，看似为骑手们构筑起坚实的保障壁垒，实则在现实的礁石上撞出诸多裂缝。京东、美团等巨头纷纷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这本应是皆大欢喜的局面，却在实际推进中，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让骑手权益保障之路，布满荆棘。
京东自年初高调进军外卖市场，凭借 “全职骑手五险一金全覆盖” 的承诺，试图在激烈竞争中杀出重围。截至二季度末，超15万名全职骑手已成功签约，京东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新业务板块亏损激增，仅第二季度经营亏损就高达147.8亿元，外卖骑手的社保成本，成为吞噬利润的 “黑洞”。美团则采取更为 “灵活” 的策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提供50% 的养老保险补贴，虽成本压力相对较小，但保障范围的局限性，也饱受诟病。
从表面上看，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保，无疑是巨大进步。但深入骑手群体内部，却发现现实远非如此美好。不同年龄、地域、家庭背景的骑手，对社保的态度和需求千差万别，所谓的 “社保福利”，在他们眼中，更多是两难抉择。
在北京，31岁的外卖骑手李俊，每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拼命接单。孩子上学的问题，让社保成为他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难题。按照北京丰台区的规定，非京籍儿童申请公立小学，父母至少一方需在京连续缴纳社保且审核时状态正常。为了孩子能在北京接受教育，李俊尝试转向提供社保的京东平台，然而，现实很快给他泼了冷水。“在京东跑一天，挣的钱还不到美团的零头。” 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他不得不重新回到美团，继续在社保缺失的状态下奔波。李俊的无奈，反映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对于许多骑手来说，收入才是最核心的需求。社保虽好，但如果无法解决当下的温饱问题，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
在长沙，兼职骑手刘诗芸则面临着另一种困境。作为一名追求自由的写作者，她选择兼职跑外卖来维持生计。然而，社保的断缴却成为她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我不想让自己的社保记录中断，可全额缴纳社保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刘诗芸关注到美团推出的养老保险补贴政策，本以为看到了希望，却发现政策尚未推广到长沙，而且自己作为兼职骑手，是否符合补贴条件也不明确。这种不确定性，让她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而在东莞，50多岁的老木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看中了京东提供的五险一金保障，毅然转投京东。“年纪大了，就图个养老有保障。” 老木的想法，代表了一部分年龄较大骑手的心声。他们更看重社保带来的长期稳定，但这样的选择，也并非没有代价。随着平台将社保成本转嫁到运营中，订单价格、配送距离等因素是否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骑手的收入，仍充满未知数。
年轻骑手张晓乐则对社保毫无兴趣。“我现在最需要的是钱，养老保险太遥远了。” 他直言不讳地说。在他看来，自己还年轻，未来充满变数，现在把钱投入到社保中，不如攥在手里来得实在。这种短视的观念，在年轻骑手中并不少见，也反映出社保宣传和教育的缺失。
除了骑手自身的需求差异，平台社保模式的差异，也让骑手们陷入选择困境。京东模式保障全面，但成本高昂，且兼职骑手保障有限；美团模式灵活，但保障范围窄，骑手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对于骑手来说，如何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成为一道难题。而无论选择哪种模式，最终的成本，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转嫁到骑手、商家或消费者身上，形成一种 “羊毛出在羊身上” 的尴尬局面。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外卖骑手的社保困局，不仅仅是一个行业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现行的劳动法律框架，难以适应外卖行业这种高度灵活的就业形态。骑手与平台之间模糊的劳动关系，使得社保缴纳责任难以明确。是将骑手视为传统的劳动者，还是新型的灵活就业者？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
此外，社保体系的不完善，也加剧了骑手的困境。跨地区社保转移的繁琐程序，不同地区社保政策的差异，都让骑手们在参保时望而却步。再加上高昂的社保成本，对于本就利润微薄的外卖平台来说，无疑是沉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采取减少订单量、提高配送门槛等措施，最终受损的，还是骑手的利益。
要真正解决外卖骑手的社保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平台的 “良心发现”，更需要政府、平台、骑手三方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快劳动立法进程，明确骑手与平台的劳动关系，建立适应新业态的社保制度；平台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在保障骑手权益的同时，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骑手自身也应提高社保意识，认识到社保对于自身未来的重要性。
外卖骑手的社保困局，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只有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寻求多方共赢的解决方案，才能让这些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骑手们，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障的阳光，不再为未来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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