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亚东的低调上任，或许是保定银行变革的一个信号。
来源丨华博观察
编辑丨何慧芳
近期，保定银行的一则管理层变动消息引发广泛关注。8月15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网站上的一则批复，让司亚东这位新任副行长走进大众视野。不同于常见的高调上任，司亚东的加入显得格外低调，既无聘任公告提前造势，官方简历信息也暂未披露，这种“低调”反而激发了市场对他的好奇与期待。
尽管信息有限，但通过过往报道仍能勾勒出司亚东的职业轨迹。今年6月16日，在雄安新区科技创新企业联合会任职名单中，他以保定银行河北雄安分行行长的身份出现，这不仅印证了他是从分支机构一把手晋升上来的，并非外部空降，也侧面反映出他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内部认可。此前，2024年7月保定银行公众号发布的多项荣誉称号中，司亚东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进一步彰显了他在行内的良好口碑和扎实的工作基础。
司亚东的入局，正值保定银行管理层架构经历重大变革之际。回顾2020年及以前，保定银行的管理层架构相对精简，仅有董事长张英莉，以及正副行长雷俊杰、郭俊段。但在2021年，该行迎来了大规模的高管换血，不仅新任董事长李建树、行长陈桂兰走马上任，还增添了一大批副行长及行长助理等，高管人员猛增至十多位。发展至今，已形成“一正五副三行助”的行长梯队格局，此外还有首席信息官、首席风险官等职位。如此庞大的管理层架构，对于一家资产规模尚未达到2000亿的中小型城商行来说，难免让人质疑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从经营表现来看，保定银行近年来面临着不小的业绩压力，尤其是盈利规模的大幅下滑。数据显示，2020 - 2023年，该行收入端呈现波动状态，分别为29.6亿元、26.9亿元、29.7亿元和25.7亿元，增速波动较大。而在盈利端，净利润规模从2020年的10.7亿元骤降至2023年的4.8亿元，近乎腰斩，期间年度降幅明显。盈利的迅速恶化，或许是该行迟迟未发布2024年年报的重要原因，也让市场对其未来发展充满担忧。
深入剖析保定银行盈利下滑的原因，主要源于两大成本高企。一方面是管理成本，过去多年该行管理费用刚性上升，在收入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25.9%逐年攀升至2024年的44.7%，远超监管红线。臃肿的管理层架构无疑是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多的核心高管不仅增加了人力成本，还可能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内耗增加。另一方面是信用成本，这与该行近几年资产质量趋弱密切相关。截止2024年末，该行不良率、关注率分别高达2.52%、4.40%，远高于城商行同业平均水平，且较2020年有显著提升。大量潜在风险资产的积累，使得年度拨备计提在收入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26.4%提升至2023年的37.2%，进一步侵蚀了盈利空间。
不过，面对困境，保定银行也迎来了新的转机。地方国资的大力出手相助，为该行带来了新的希望。2024年底，历经多次增资扩股后，保定银行注册资本从40亿元增至52.7亿元，国有股权占比从41.94%跃升至80.32%，保定市财政局成为第一大股东，保定银行正式由“国有参股”转变为“国有绝对控股”。今年7月，更是进一步增厚注册资本至59.8亿元，资本实力得到显著增强。
国资的大幅入场，无疑为保定银行的破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在重要国有股东的帮助下，保定银行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向内求”，从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入手。一方面，优化管理层架构，精简不必要的岗位和人员，提高决策效率和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加强风险管理，提升资产质量，有效控制信用成本。通过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提前识别和化解潜在风险，减少不良贷款的产生。
同时，作为城商行，保定银行应继续深耕并服务当地区域经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加大对当地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尤其是对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的扶持。通过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不仅能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还能为自身业务发展开拓新的空间，增强盈利能力。例如，针对当地特色产业，开发专属金融产品，满足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实现银企共赢。
司亚东的低调上任，或许是保定银行变革的一个信号。在国资主导的背景下，保定银行有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步改善经营状况，走出困境，实现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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